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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胜凯 宿世因缘

作者:张国荣 来源:太阳2下载 发布时间:2019-12-13 15:50

太阳2下载讯:

本文摘自杨远薰部落格 

张胜凯年轻时主修化学,兴趣却在从事台湾独立运动;后来居住巴西,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可是最喜欢的话题不在企业,却在他的学佛悟道。

纽约的朋友谈起他,说:“他很热心,喜欢影响别人,自己学气功,就要教人练气功;学佛有了心得,就到处宣扬佛法。”“他捐了许多钱,赞助民主运动,却不露面,是个隐藏幕后的‘藏镜人’。”他自己则说:“我喜欢以温和的、渐进的方式,影响群众。”

早年,主张影响性作法的张胜凯,与激进的台独运动者抗争性的作风有别,使他走上主流之外的寂寞路。现在,在佛门世界里,他找到寄托,他说:“如果人有生死轮回,那麽佛教与我,就是一种宿世因缘。”在泉涌的思绪中,戴著佛珠手环的张胜凯娓娓叙述著他五十年代的人生困惑,六十年代的热衷独立运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巴西创业,以及九十年代与佛结缘的经过。在不同的阶段里,不同的思维流串著他的人生,而欲将最好的体验,传达给别人,则是一贯不变的热忱。

一九五○‧台湾台北

五十年代的张胜凯是个深思敏感的青年,自初中开始,他就渴求知识,狂热地涉猎许多课外书籍,也尝试著探讨人生的意义。

他是台北人,童年在树林乡下悠游度过,小学三年级时,全家搬到台北城内,父亲经营一家化学工厂,家中的经济使他无衣食之忧。高一时,受英文老师的影响,开始关心起政治的事情。“那时,雷震创办“自由中国”杂志,提倡自由派思想,对我来说,是一大启蒙。”他说,“后来,高玉树在台北竞选市长,我就和一辈子的生死好友张维嘉,经常到草根性最强的艋舺(万华),听取场面热烈的政见发表。”

高三那年,他困惑于生与死的问题,经常独自思索,却苦无答案,曾经寄望于宗教,去了几次教会,觉得与基督无缘;对于佛教,又觉得那是民间信仰,不愿接触。如此惶惶然然过了一年,结果大专联考名落孙山,家人吓了一跳,自己也很吃惊,赶紧收心温书,第二年才考上台大化学系。

“其实我对化学没有兴趣,”张胜凯笑著说:“不过,那时也不明白自己的兴趣何在,只因为父亲开化学工厂,就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化学系。四年大学念下来,花在政治与摄影的时间,比念化学的时间还要多;结交的朋友里,念政治法律的比念化学的还要多。”

尔后成名的姚嘉文、张俊宏、许信良等都是他们前后期的同学,许多都后来变成国民党眼中的“反动份子”。“林义雄跟我同期,不过当我们热衷于台湾民主运动时,他并未加入,他那时还是个很用功,忙著准备律师和司法官考试的好学生。”他说,“那时,每逢选举,我就兴致高昂地跟著高玉树、郭国基和陈逸松的政见发表会跑。

大学时,除了政治活动外,他喜欢玩照相机,加入了台大摄影协会,当过社长,经常带著照相机到处拍照,也花了不少时间躲在暗房冲洗,沉浸在沙龙之美中。

毕业后,当预备军官那年,突然发生彭明敏被捕的案件,激荡著他年轻爱国的心。彭明敏教授是台大政治系的系主任,和其学生魏廷朝、谢聪敏一起发表“台湾自救宣言”,查获后被捕。事件一发生,许多台大学生忧心忡忡,担心民主运动就此停顿,怀著舍我其谁的心情,张胜凯和十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地下的“台湾自救会”,自己任召集人,希望尽一点力量,延续台湾民主的香火。

“现在想起来,那时的做法其实很幼稚。”他说,“我们从厚厚的电话簿里,抄了许多政府官员和大学教授的名字和地址,寄抗议信给他们。因为怕被人认出笔迹,信由几个人轮流写,有用左手写,有用尺隔著画,如此寄出几次后,觉得很不妥,认为继续下去,迟早会被查出。可是在当时集权统治下,能做的事实在有限,于是大家决定各自出国,到海外从事台湾独立运动。”张维嘉因此去了欧洲,张胜凯和邱胜宗则到日本。

一九六○‧日本东京

服预备军官役那年,日本“台湾临时共和国”的总统廖文毅突然回台,让他大失所望,以为日本的台独运动就此结束了,幸好私下探询,发觉日本的台独运动已经转移到以“台湾青年”为主的年轻一代,多位主力健将如许世楷、黄昭堂、周英明、辜宽敏等都是东京大学的研究生,于是重燃希望之火,申请到东京大学就读。

1966年,在退伍后几个月,张胜凯动身到日本,如愿进了东京大学的研究所,主修营养化学。一到东京,他立刻想办法接触心仪的前辈们,一个月后,毫无犹豫地加入了“台湾独立联盟”。

他在入盟时,要求当一名秘密盟员,安全顾虑固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不暴露身份,更能接触众多的台湾学生,发挥影响群众的效果。为此,他谨言慎行,避免在公开的场合里,和许世楷、黄昭堂、侯荣邦等记号鲜明的独派份子聚在一起,有事会商,都在暗中进行。

几个月后,台大同学邱胜宗也来了,一起赁屋居住。个性直爽的邱胜宗是“明”的台独份子,他是“暗”的盟员,两人互相搭档,配合得很好。“我在东京一共住了七年,表面上说是在念书,实际上是在从事学生运动。这期间,拿了一个硕士学位,博士则念得不了了之。”他笑著说。

“那时,留日的台湾学生有三个主要的同学会,一个是‘中华民国留日同学会’,倾向国民党;另一个是‘在日台湾学生联谊会’,属于台独派;第三个是‘东京大学中国同学会’,算是‘良识派’,政治色彩不那麽明显,但因为当时许多留日菁英都在东京大学就读,所以颇具影响力。”张胜凯继续说。

在日本念书的第三年,邱胜宗当选‘在日联盟台湾学生联谊会’的会长,他则被选为‘东京大学中国同学会’的总干事,两人里应外合,正得其所。那时,九名理事里有魏和祥、孙炳焱等人,连刚到东京大学念法律的李鸿禧都被延揽在内,大家共事得很愉快。

张胜凯当同学会总干事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藉群众运动,和国民党抗争,进而激发台湾意识。因此当总干事的两年间,多次发动留学生们到台湾驻日本的大使馆抗议。其时发生两件重大的事情,一是留日学生回台被捕的案件。当时台湾发生郭雨新与林水泉参选落选的纠纷,无党籍的市议员林水泉及两名留日学生颜尹谟、刘家钦一起被捕,这两名学生都是台大毕业的,在东京大学就读,趁放暑假时,随著大使馆举办的“中国民国留日回国访问团”回台探亲,结果一去无回,引起留日学生们的公愤,尤其“东京大学中国同学会”和“台湾大学留日同学会”的成员,更是三天两头聚众到大使馆要人,如此抗争了很长一阵。

接著,又发生教育部全面禁止文法科学生赴日留学的事件。当时鉴于一些念政治与法律的学生留日之后就“变坏了”,国民党政府干脆杀鸡取卵,全面禁止文法科学生赴日,这又增加了台湾学生与国民党对抗的理由,张胜凯于是联合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和庆应大学等数所大学的台湾学生组织,发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他的这些行径,颇令国民党头痛,于是私下通知他在台湾的家人,他的父亲因此赶到东京,传达国民党向他提出的两个条件:一是停止抗争,政府将以公费生的名义,送他到美国念书;二是如若不从,护照将被吊销。他不理不应,结果护照并没有被吊销,但却上了黑名单。1975年,他第一次回台,即遭到问讯,后来每次回去,都被跟踪。

“在日本从事了几年台湾人运动后,很不幸地,发生了一些事情,使我觉得与台独主流派有路线不同的差异,尤其是李鸿禧与辜宽敏的两个事件,带给我很大的冲击。”张胜凯遗憾地说:“李鸿禧的口才好,文笔好,在东大念书时,就显得很出色,他当过公务员,很会写公文,我们每次向国民党抗议,都请他捉刀,代写抗议文。当时,独盟的人想吸收他当盟员,没有成功,后来李鸿禧当了倾向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留日同学会’的会长,更引起独派人士的猜忌,部分人更公然指称李鸿禧是国民党派来潜伏在台湾人之间的特务。这种作法不仅对李鸿禧是一种人格打击,也让我对独盟人士的作风感到非常失望。”

他继续解释道:“李鸿禧是公费留学的,毕业后就要回台湾,当然有所顾忌。日本的情况和美国不同,外国学生很难在日本变换身份,所以学成后的出路不是转赴美国,就是回台湾,我们应该体谅他们的立场,不要强人所难。可是许多独盟人士却持著不是黑,就是白的二分法,认为不愿表态的,就是非我族类的想法。事实上,在黑与白之间,还有一大片灰色地带,这片辽阔的灰色地带,才是我们要影响的地方。已经表态的人,学生不敢接近,无法发挥影响的作用。没有表态的,才是真正接触群众、影响群众的人。摇旗呐喊的运动者,气魄固然可嘉,但他们不准备回台湾,危险性较少;真正危险的是那些准备回台湾,有心从事影响工作的人,他们的身份才需要被掩护。”

其实,在这之前,他已经察觉到自己与独盟份子有某种程度的认知差异。他说:“他们大都比我大五至十岁,二二八事件发生时,约十几岁左右,已经懂事,目击过国民党对台湾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因此提起外省人,就义愤填膺。我则晚几年出生,没有直接的目击经验,又在台北市长大,中学和大学时,都有不少外省朋友,潜意识里没有种族仇视。我之加入独立运动,是因为觉得台湾人在国民党统治下,没有平等的地位;台湾要出头天,惟有民主与独立一途。”这种认知差异在过去尚属隐性,但在李鸿禧事件爆发之后,就明显地暴露出来,让他深有“路线不同”的孤寂感。

接著又发生了“辜宽敏事件”,更让他难以释怀。“辜宽敏是当时日本台湾独立联盟本部的主席,竟然悄悄回台湾,和国民党接触。他和国民党政府作些什么谈判?透露多少独盟的资料?都是日本从事台湾独立运动者切身担忧的问题。”他说,“无疑地,辜宽敏回台,带给日本独立运动界非常大的震撼。”

辜宽敏回台后,张胜凯自此淡出独盟活动,但并没有因此脱盟,即使后来旅居巴西多年,仍旧继续予以金钱上的支助。

一九七○‧巴西圣保罗

由于对日本的独立运动失望,张胜凯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涯。他这时已经结婚,岳父陈茂榜是索尼与夏普两大电器产品在台湾的合作厂商,夫妻双方的家庭都有很好的商业人脉与资金,因此很自然地朝商场求发展。

1973年,他到巴西考察,觉得巴西地大物博,气候温和,风景优美,又没有种族歧视,很适合移民居住。那时,巴西政府为了吸引外来投资,提供种种优惠的奖励条件,商机难得,张胜凯于是在1973年移民巴西。

初到巴西那几年,他做进出口贸易,后来眼见巴西政府为了扶植本地工业,制订种种保护政策,相当有利生产事业,因此在1977年,开设工厂,生产“代糖”的原料“糖蜜素”(Cyclamate)。这种“糖蜜素”在美国不准贩卖,但在欧洲、加拿大和中南美洲都有很大的市场。当时全球生产“糖蜜素”的最大公司叫Abbott,张胜凯成立的Brasfanta公司就以Abbott为主要竞争对手,积极开拓市场,不出几年,竟然攫取Abbott的大部分市场。当时,他们在巴西最大的客户是一家瑞士的药厂,在1983年时,Brasfanta买了这家瑞士药厂一半的股权,和他们合伙,制造类似“Sweet n Low”的代糖产品,行销全国,这种伙伴关系,使得Brasfanta一跃而成巴西最大的代糖生产公司。

经营代糖事业成功后,他接著在1990年开发另一项产业,制造纸尿布和卫生棉,销售巴西。当时巴西百分之七十的纸尿布和卫生棉市场为美国的强森公司(Johnson & Johnson)所独占,张胜凯采取和经营代糖产品相同的行销策略,推出自己的品牌“Team of Monica”及“Intimus”,积极打入市场,销售量急起直追,不出几年,竟迫使原先独占有市场的强森公司的产品销售量急速下降至百分之十及三十五,最后甚至关掉其部分工厂。接著,他和生产Huggies纸尿布和Cotex卫生棉的美国Kimberly-Clark公司合作,大量生产纸尿布和卫生棉,囊括了巴西绝大部分的市场。

经营企业讲求生产管理、产品研发、财务控制与市场行销等各要素,其中,他最拿手的是市场行销。张胜凯说,他在大学时醉心研究的摄影,这时全都派用上场,他对广告的制作,有独特的灵感,对画面美感的处理,有天生的直觉;在掌握消费者心理方面,更归功于多年在日本从事群众运动的经验,他能敏锐地判断出消费者的喜好,因此开拓市场,得心应手。“巴西从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人民的品味倾向欧洲风味,喜欢精致美丽的东西,生产的方向若能掌握这个原则,产品就会受到欢迎。”他说。

七十年代中期,巴西开始一段非常漫长而且严重的通货膨胀,一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二十五倍,钱币在一日之间,贬值好几次,一千元兑换成一块钱是常事,在这种情况下,薪水阶级的生活非常辛苦,上午领的薪水,到了下午已经缩了不少。“但是对生产者来说,没有影响,甚至有好无坏,因为东西还在那里,价格跟著调就可以,甚至越调,利润越多。”张胜凯微笑著说,“在那二十几年里,巴西采取封锁政策,管制货品进口,国内生产的东西供不应求,做生意没有竞争的对手,非常好做。”

他又说,“巴西有为数不少的日本移民,日本人对当地的社会有贡献,巴西人尊重日本人,连带地对东方人也客气,因此住在巴西,不会感到种族岐视,许多有生意头脑的台湾人都曾有过一段好日子。”

这段黄金岁月如今已成过去,迈入新世纪,张胜凯继续开拓新产业,他耗资兴厂,制造罐装的咖啡饮料,企图打进巴西的消费市场,惟市场尚在开发之中。此外,他还进军热得发烧的网络,尝试发展一种药剂运送与行销合一的“商业对商业(B2B)”网络系统,期望在新时代里展现新局面。

念念不忘民主运动

1975年,在出国多年后回国,立刻被请到警总问讯,后来每次回台,都被跟踪,“不过,调查单位一直不知道我是‘台湾独立联盟’的盟员。”带著得意笑容的张胜凯说,他的岳父还替他出面说项,说:“年轻人在国外难免批评政府,他不过多说了几句话,就被打了小报告。”他心知肚明,只有莞尔一笑。

移居圣保罗后,他和巴西的台湾同乡们曾有过接触,发觉当地热心的独派人士也和日本的独盟份子一样,持著非黑即白的二分法。由于先前有过不愉快的经验,他决定与巴西的独派人士保持距离,以致后来世台会在巴西召开时,一群老友自日本前来圣保罗找他,巴西的台湾同乡都讶异他居然曾和独盟有过因缘。

尽管不再直接参与群众运动,张胜凯对台湾的民主运动仍旧念念在兹。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他写信给当时在美国的好友张维嘉说:“五、六十年代,台湾独立运动的舞台在日本;七、八十年代,移转到美国;现在该是回转到台湾的时刻了。”

他回台湾,就去拜访昔日台大的老友陈逸景,“逸景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患有肾脏病,自三十一岁开始,就不断洗肾,洗了二十七年才过逝,大概是台湾洗肾历史最久的人。他在家养病,却一直非常关心台湾人的运动,我于是交给他一笔基金,委托他在台湾从事民主运动。”他说。

“美丽岛”事件后,许多精英被捕入狱,国大代表周清玉成立一个“关怀中心”,并办了一份“关怀”杂志,关怀台湾的政治犯及其家属,陈逸景这时曾予大力赞助。“不过,到目前为止,姚嘉文和周清玉都还不知道逸景的钱何处来。”张胜凯说。

“1986年9月28日,党外人士在台北圆山饭店召开公职候选人推荐会时,突然宣布组党,然后在11月10日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江鹏坚为第一任党主席,正式成立‘民主进步党’,当时党禁尚未解除,这样的组党无异公开挑衅蒋经国的威权统治,气氛非常紧张。”他继续说:“11月28日,许信良在桃园机场闯关,江鹏坚率领一群民进党人士和国民党的警卫发生正面冲突,我正好在台湾,非常担心另一波的大逮捕即将发生,于是嘱咐陈逸景,立刻将所有的基金全部拿出,大量印刷宣扬组党的传单,四处散布,希望唤醒民众,勇敢对抗国民党,以免多年奋斗的果实遭到摧毁。”幸好这一次选举结果民进党大胜,基于现实考量,蒋经国采取“不取缔,不理睬”的态度,台湾第二大政党幸得安然成立。

1987年后,由于健康因素,张胜凯勤练气功,修习佛法,较少涉及民主运动,一直到1996年,台湾举行首次总统民选,中共竟对台发射导弹,在炮声震撼中,张胜凯深入思索台湾的安全问题。他想:台湾与中国,两者大小悬殊太多,面对中国的蛮横霸道,台湾如何获取安全?反复思量的结果,他认为支持民运人士,鼓吹民主思想,以改变其霸权想法应是最佳途径。

怀著这种想法,他到卧虎藏龙的纽约,寻找愿意滋长中国民运的人。经人介绍,与前台湾独立联盟美国本部的副主席洪哲胜见面,两人相谈之下,非常投机,当下决定由张胜凯斥资成立“民主亚洲基金会”,由运动老手洪哲胜推广实际事宜。洪哲胜于是在“自由时报美东版”开辟“民主论坛”,邀请在美国的中国民运菁英写稿,一时群雄争鸣,论坛成为中国民运份子关注的焦点。此外,他们也联合西藏、新疆等从事反抗运动的人士,相互声援,为各自的族群命运努力,也期待能因此促进中国大陆的民主改革。

佛缘植在识田

1986年,经过周详的检查,确定张胜凯得了甲状腺癌。四十五岁的壮年,事业如日中天,一生食禄不缺,才智婚姻皆有,惟独健康有问题,算是上天和他开的一个玩笑。除了甲状腺癌外,他还有内伤、背痛的毛病,因此手术之后,他重新审视人生,想起年少时,曾经困惑于生与死的问题,“人从何处来?何处去?生命的终结是否与尘土同归?”这些惨绿年华时萦绕于心的疑窦,在中年面临死亡威胁时,竟又历历回到眼前。

1987年时,经邱胜宗引介,开始练气功。他练得很用心,居然达到一种奇异的境界,不仅治愈宿疾,并且能体会到超自然的现象。这种奇异的感觉,使他发觉世间有些现象,确实不是科学所能解释的。

随著机缘,他拜访了巴西的一座小寺,寺中比丘念诵的梵音,听来如许熟悉,彷若前世因缘,激荡著心弦,他感到喜悦,也感到迷惘,难道年少时的困惑能在梵音中获得解脱?怀著迷惑的心情,他回到现实人生。

不久,他旅游日本,参拜京都的一座古寺,那种平和喜悦的心情再度复现,那梵音啊梵音,在他心坎里响起阵阵共鸣,那佛缘啊佛缘,莫非早就种植在识田?自此之后,他开始展开一连串的心路觅寻之旅。

回到南美后,他到阿根廷的一座佛寺追求宿世因缘。张胜凯说,1988年一整年,他仆仆往返于巴西阿根廷之间,尝试向阿根廷庙中的法师请教佛教的慈悲与救世的道理。普献法师给予许多指点,但他内心仍有疑惑,直到有一次,法师赠他一本“正信的佛教”,他在回程候机时开始阅读,一读之下,不忍释手,心中的疑问随著圣严法师的解答逐渐开朗,等他下飞机时,心境已如拨云见日,豁然开释。

那年年底,他在洛杉矶随忏云法师皈依佛门,从此吃斋礼佛,十余年如一日。隔年,圣严法师在纽约的东初禅寺授业,他特地前往拜师,修习禅定,发觉修行与气功相辅相成,慈悲与智慧,自内心蕴藏而生。

自从皈依后,自觉人生进入新的境界,身心都较从前健朗,因此若和亲友相见,总不自禁地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学佛的体验,希望别人也能从中获得与佛结缘的福泽。

既为佛门弟子,他有心向世人宣扬佛法,因此将在圣保罗附近之一座别墅捐献出来,兴建佛寺,供僧护法。他说,人心因为蒙尘,导致愚昧,以致世间混乱,佛法教人明心见性,由持戒、布施、忍辱、精进、禅定、而生智慧,是达到人间净土的最佳法门。

走过漫长的心路历程,张胜凯在宿世因缘的佛门世界里,终得明镜;年轻时热衷政治活动的他,乐见今日台湾政坛的新气象,也欣慰民主斗士们的奉献,有了丰硕的果实。回首前尘,自觉最爱做的事,还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他人,早年借助学生运动,影响群众认同台湾,现在努力弘扬佛教,期待让更多人体会到佛法的奥妙。(end)

杨远薰